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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与儒家思想哪些思想类似

归档日期:11-29       文本归类:法令孰行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摘 要:孔子和孙武同为春秋时期人,都经历过频繁的战争,所以他们对军事问题有许多相同的思想。孔子和孙子有相同的“慎战”思想,孔子的“教民以战”与孙子的“兵卒孰练?”都强调了练兵的重要;孙子的为将之“仁”比孔子的“仁者爱人”更深刻,更具实际意义;孔子的“文武相备”思想与孙子“伐谋、伐交’战略是相通的;孔子的“好谋而成”与孙子的“谋攻”思想一脉相承。孟子是晚于孔子和孙武百年的战国人物,他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对孙子“道、天、地、将、法”重要性的比较,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了解孔孟与孙武相同的军事思想,对我们认识一系列现实的军事问题有重要意义。

  孔子、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很少谈兵,但是他们确实有自己的军事思想,而且与孙武的军事思想相同。

  孔子以文闻名于当世,留名于后世,是举世公认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但孔子还是位军事家,因为他自己对军事问题有时有所回避,又为其文名所掩,所以孔子的军事思想没有受到后人应有的注意。

  说起孔子的军事思想,一般人可能会感到惊奇和不解。因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有这样的记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1这话恐怕不少人信以为真。但夫子有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1]13这对我们认识孔子也同样适用。研究孔子,我们不仅要读《论语》、《孔子家语》,更要读《春秋》、《左传》和《史记》,不但要听其言,还要查其行。孔子好礼,教弟子演戏礼仪,“俎豆之事尝闻之矣”是实话,但“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与史实不符。

  公元前498年,担任鲁国执政卿季氏家宰的子路在孔子的授意和支持下,准备拆除费、郈、成三家的都城,除掉鲁国内的分裂势力。季孙氏要拆除费城时,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人袭击鲁国都城。鲁定公率领仲孙何志、叔孙州仇,季孙斯进入季氏宫中,登到季孙宿的台上,费城人攻打他们“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左传·定公十二年》)[2]在危机时刻,孔子果断的指挥了这场平叛战争,下令他的弟子攻伐费人,很快把叛军击败。

  孔子不但自己懂军事,会打仗,还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将帅之才,冉有、子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楚国令尹子西在与楚昭王的谈话中曾问:“‘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王曰:‘无有。’”(《史记·孔子世家》)[3]1556

  在实际执掌鲁国政权的季孙氏家为将的孔子弟子冉有“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3]1557孔子懂军事这事,即使当时鲁国的执政卿季康子都不太清楚,还以为冉求天生就懂军事。

  战争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自古明君良将,对战争无不慎之又慎。孔子对战争同样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子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第七》)[1]5一般情况下,孔子会免谈战争。在社会活动中,不是万不得已,孔子不参与,不支持进行战争。他说自己“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他避免参与那些他认为不应该进行的战争的遁词。

  公元前484年冬天,卫世叔疾从卫国逃亡到宋国。叔疾的岳父孔文子因其家庭问题要发兵攻打叔疾。曾就这件事去听取住在卫国的孔子的意见。“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2]1779孔子对孔文子说不懂军事,是对 他认为不应采取的军事行为的劝阻和抵制,是其“慎战”思想的具体表现。

  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4]229-232孙子是军事家,他更清楚“用兵之害”,在能“战胜攻取”的情况下,孙武仍强调“慎之“,他的慎战思想是深刻的,是超出古今中外任何将军的。孙子主张“非危不战”,“危”是危及国家,危及人民,这样的战争只能是防御战、反击战。对危及国家存亡和人民生死的战争,孔子也是积极参加和支持的。

  孔子的军事思想,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其内涵是丰富的。孔子出于对人民的“仁爱”和对祖国存亡的关心,提出了自己的“慎战”思想,并在实践中努力避免参与不必要的战争。应当指出,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不必要的,毫无正面意义的,这些战争不但害了被侵害者一方,也害了侵犯者自己一方,乃至战争的发动者。

  孙武在《孙子兵法·计篇》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熟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4]10孙武把“士卒熟练”作为他预判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可见即使在春秋时期,兵士的训练对战争胜负也是至关重要的,可见孙子对训练士卒的重视。只有平时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到战时士卒才会令行禁止,奋力作战。为了表明孙武对训练士卒的高度重视,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专门写了“吴宫教战”一节作为孙武的重要事迹。

  孙子在《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4]164-165这不但讲教民以战,而且讲了怎样“教民以战”,只有平战一致,“令素行”,战时才能令行禁止,孙子还讲了平时怎样才能“令素行”?“与众相得也”。什么是“与众相得”?一般译为“将帅同兵卒之间相处融洽”,笔者认为:要做到上下融洽,与众相得,关键是君主将帅要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根本利益一致,才会与众相得,才会将帅同士卒融洽。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军队的强大和兵民的素质是国家存亡的基础。孔子慎于战争,主张积极备战,他因材施教,认真向其弟子教授军事学,培养出了子贡、冉有、子路等一批军事人才。同时主张教民以战。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第十三》)[1]13各诸侯国常备兵很少,多数参战者是忙时务农,闲时习武,一到有战时就参战的农民。战争不但是件拼命的事,而且是件拼技术、拼技巧、拼谋略的事。所以孙武著兵法以传授解决战争问题的正确方法。“教民以战”则是训练兵民参战的方法和技术。所以,“教民以战”是春秋时期有政治眼光和战略雄心的战略家所主张和坚持的。

  在外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一进入晋国为君就立即“教其民”,第二年想用民兴兵,谋士狐偃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晋文公就派兵护驾周襄王,打出维护国家统一、安定人民生存的旗帜,努力安抚人民生活。“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有信。”[2]367经过三年的“教民以战”,在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大战中晋国“一战而霸”,打败了强楚,奠定了晋楚南北争霸的基础,晋文公成为名符其实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之事,足见“教民以战”之重要。

  孔子不仅从正面提出教民以战的主张,还对不教民,不训练就把普通百姓推向战场的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第十三》)[1]13让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民众参战就是“弃民”,民为邦本,无民就无君,弃民之君就是亡国之君。孔子把“教民以战”放到了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其思想是深刻的,其意义是深远的,至今对于军事训练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孔子是最讲“仁”的,他说:“里仁为美”,“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第四》)[1]10“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1]7“仁者爱人”是孔子仁的本意。

  孔子讲了许多仁的具体表现,但最大的仁是救人以命,不让人无故的死去。在孔子看来,如果不用战争来解决争端,尽量避免战争,不让人民死在战场上就是统治者最大的“仁”。所以,孔子的慎战思想是其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战争,无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真正的仁者,就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正是基于这一点,孔子给管仲以极高的评价。“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第十四》)[1]15孔子不但肯定了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之仁,从造福于人民的立场高度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而且批评了子贡不认识管仲之仁就像一般百姓被战争所害而自己还不知道一样。出于仁爱思想,应该说,政治家、军事家最大的仁是尽力减少战争,减少战争伤亡。而孙武作为军事家兼政治家也是在这一点上讲究其仁的。

  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讲仁都是针对战争中的相关具体问题讲的。在论述为将的基本条件时,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4]8一般认为“仁”是“爱抚士兵”,实际上,将军“爱人”,爱本国人民,爱所有的人是更重要的品格。将军在战场上,实际掌握人的生命权,不仅是对其部下,对敌方,对敌我双方的人民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上曾多次有过“杀俘”的事例,如秦赵长平之战中,赵“卒四十万降武安君”,秦武安君白起认为“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3]1834四十五万赵兵就白白死在了不仁的白起手下。所以将军的仁与不仁是非常重要的,孙武认为“不仁”的人不能为将,所以才提出了“智、信、仁、勇、严”是为将的五个基本条件。

  孙子在《地形篇》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4]180将军之仁就是要“惟民是宝”。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地步,就是牺牲个人一切也要“保民”,可谓“仁之至也”。对这样的将军,孙子赞为“国之宝也”,足见孙武对于为将之仁的推崇。

  孙子在《用间篇》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4]236孙子批评那些舍不得爵禄和金钱以用间的将领是“不仁之至也”。为什么呢?因为不知敌情,而去瞎打仗,那就意味着会有无数士卒白白去送死,所以说这样的将军是不仁到了极点。孙子又说:“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4]243,之所以不惜血本使间,是因为它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关系到人民的生死,不是真正爱惜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是舍不得化极为高昂的代价去使用间谍的,所以孙子说“非仁不能使间”。

  无论是从孔子对仁的论述来看,还是《孙子兵法》对为将要“仁”的要求来看,文武两圣人对“仁”的理解和要求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仁者爱人”。因为战争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死,孙子强调的为将之仁显得尤为重要,尤为现实。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和齐景公举行了著名的夹谷之会。这次相会,起因于孔子被鲁君起用。“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史记·孔子世家》)[3]1544鲁定公任命了左右司马,带兵与齐景公相会。在这次两君回见中,孔子严斥了齐国的非礼行为,粉碎了齐国“使莱人以兵劫鲁侯”的阴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在外交上赢得了胜利。因鲁国早有军事准备,齐国也没敢轻举妄动。为与鲁国和睦相处,“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4]1544这是孔子文武相备思想的一次重大胜利。

  孔子“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的思想,其实际意义是军事和外交相互配合,相辅相成以保障国家安全。

  孙武虽为军事家,但他总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审视军事问题。《孙子兵法》讲的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有政治、外交问题。孙子的“伐谋、伐交”思想与孔子的文武相备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4]37孙子把“伐谋、伐交”这样以外交行为为主的行动看做军事行为,纳入了他的军事范畴。孔子和孙子都把军事和外交看做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两个重要方面,这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几乎每个国家的安全委员会都有负责外交和军事的首长共同参加,以保障国家安全。在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用对话来解决各国争端的今天,孙子的伐谋、伐交思想和孔子的文武相备思想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孔子对战争采取了尽量避免的“慎战”态度,但对于危及国家存亡的重要战争还是积极参加和支持的。

  公元前484年春天,孔子弟子冉有组织指挥了鲁国对齐国侵伐的反击之战,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战死的少年汪錡受到了鲁国的成人葬礼,“孔子曰:‘能以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2]1770(《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对冉有和汪錡的赞扬,表明了他对反侵略战争的积极支持。

  孔子赞成和支持用智谋以粉碎敌国的攻伐之谋,与孙武具有相同的“上兵伐谋”思想。《晏子春秋·晋欲攻齐使人往观晏子以礼侍而折其谋》载:晋平公(前557—532年在位)之时,晋欲伐齐,派大夫范昭到齐国观察齐国君臣之政。在宴会上,范昭要用齐景公的酒樽饮酒被晏子撤掉,要求乐师为其演奏成周之乐被盲师拒绝。“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 ‘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晏子春秋集释》)[5]326对于晋谋伐齐,晏子等自觉的以谋伐之,示之齐已有备和齐不可欺,不可伐。所以范昭通过亲自侦查得出的结论是“齐未可伐也”。对晏子这种“上兵伐谋”的做法,孔子给予了高度赞扬:“夫不出于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可谓折冲矣!”晏子在“折冲”晋国谋伐齐时,《孙子兵法》尚未问世,孙子的“上兵伐谋”是有事实根据的。

  唐朝的杜牧在注《孙子兵法·谋攻篇》之“上兵伐谋”时,全文引用了《晏子春秋》的这段资料后说:“夫晏子之对,是敌人将谋伐我,我先伐其谋,故敌人不得而伐我。……故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曹操等注《孙子兵法》)[6]44杜牧的注解是正确的。以此可见孔子和孙子一样是主张、赞成“上兵伐谋”的。

  一场战争,从谋划到实施,往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短的也要有数月。战争之始,始于“谋”,谋的过程一般都会有所表露,如现代战争总是先造舆论,然后制裁、伐交等,最后才会发动攻击。如果能在敌国“始谋”阶段,以谋伐谋,使敌国改变攻伐我方之计划,免于战争,那当然是上上之策了。孔子就曾令子贡以谋改变了齐国宰相田常对鲁国的侵伐。

  当了宰相的田常欲夺取姜姓齐国政权,但害怕高、国、鲍、晏等数家大夫的反制,因此移其兵以伐鲁而虚齐国。“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3]1743孔子让其精通谋略,能言善辩的得意弟子子贡出使齐国,说田常移师以与吴战,又到吴国说吴王夫差伐齐,说越派兵随吴北伐,最后回到鲁国参战,终于打败了强齐,保住了鲁国,这就是著名的齐吴艾陵之战。这场大战是孔子幕后导演,子贡执导的“伐谋”之战。

  《孙子兵法》把“伐谋”作为上上之策,又作“谋攻”,就是用“不战”、“非战”、“非攻”的方法,用和平的方法、智谋的方法解决战争问题。这就像好的医生“治于未病”一样。《孙子兵法》主要是讲用“谋”解决战争问题的。

  孔子在军事上与孙子一样,也高度重视用“谋”解决战争问题。“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第七》)[1]4以勇敢著称的子路问老师,统帅三军,您要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子路认为孔子一定会选择他这样不怕死的勇敢之士。孔子说:“我不选哪种不用武器徒手博虎,不用舟楫徒步渡河,不懂的借他物、用智谋,死而无悔的所谓勇敢之士。如果必用,则选临事警惧,不轻敌,懂得用智谋,有把握完成其所谋之事的人。在军事上,孔子和孙武可说是 “有谋而合”,都主张靠谋略,靠智谋和周延精到的谋划去取得军事胜利。所以,当勇敢的子路请出救鲁时,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出时,孔子不允许,而是让“好谋而成”能言善辩的子贡出山。

  子贡不负孔子之望,凭他对当时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全面了解,对各国国君和执政卿思想、心里、性格诸方面素质的全面认识,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出色的完成了老师教给他的救鲁任务。子贡先到齐国,说田常伐吴。田常说,已下令出兵伐鲁,如果弃鲁攻吴,怕国内大臣怀疑自己伐鲁的真实目的,感到不好办。子贡就让田常先按兵不动,让他到吴国说吴王伐齐救鲁。吴王夫差同意子贡伐齐救鲁的意见,可担心越国有袭击吴国之心。子贡又到越国说越王勾践派兵三千随吴王伐齐,并表示越王自己愿亲自率军前往,解除了吴王夫差的后顾之忧,吴王遂起兵攻齐。子贡估计吴伐齐必胜,故又到晋国,让晋君“修兵休卒以待之”。子贡最后回到鲁国参战。

  “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3]1745“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3]1745孔子幕后导演的这场“伐谋”之战,完全达到了其“救鲁”的目的,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是孔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思想的硕果。这时距孙子提出“上兵伐谋”已有近30年。

  孔子在军事上说的少,做得多。他不但指挥了“堕三都”,粉碎了鲁国的分裂势力,而且导演了吴、齐艾陵大战。他的“谋攻”思想不但深刻,而且由他的得意弟子子贡实践的十分成功。孔子极其弟子的这些军事活动事迹都在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庐的公元前512年之后,孔子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不得而知。

  孟子是晚于孙子的战国时期人,他把孙子预测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合并为“道、天、地”,把“道、将、法”称为“人和”,然后对“道、天、地”进行比较,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著名论断。这显然是受孙子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提出来的,是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发展。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上孟卷二》)[7]1

  孟子这段著名的文章出自《公孙丑章句下》。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人。他十分博学,继承孔子的学说,提出了“仁政”等一系列政治主张,被称为亚圣。

  《新订四书补注备旨上孟卷》注解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兵家之所尚”。[7]1显然,孟子所论是兵家之事,是就兵家所尚而有所发挥。他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是孟子所的人和,只有君主得道才会有人和。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4]2-5君主得道是人和的关键,所谓得道就是符合人道,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战争中仅有君主的得道还是不够的,将帅是否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也是求得人和的重要要素。孟子把“人和”看得高于天时、地利是正确的,但他笼统的提出人和,没有论述怎样做到人和,这就不如兵家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具体而可行。孙武是要亲自实践自己兵法的,所以《孙子兵法》很具体,很务实;孟子只是提出一些对军事问题的思考,没有想到自己去带兵打仗,所以有点空洞。他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也不是地利而应属于“人和”。因为筑城、挖池、打造兵器,种植米粟都是人事,人不和,怎么会做到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广多。孟子这里说的地利与孙子讲的地利是不同的,孙子讲的主要是自然山水的地形之利。

  表面看起来,似乎儒家和兵家没有多少联系,但是如果全面了解孔子和孟子,不但听其言,而且观其行,就会发现孔孟和孙武的军事思想还是有不少相同之处的。应当指出:孔子的《春秋》对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都做了客观而简要的记述,他对春秋战争史是有一定研究的。了解孔孟的军事思想,了解其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内在联系,不但对于我们全面、准确的认识儒家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加强对军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是有益的,对做好我们现实的军事斗争准备也是必要的。

  [1]林退庵 精校四书补注备旨下论 [M]上海:上海共和书局藏版 民国十年版

  [2]左丘明 左传(春秋经传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 林退庵 精校四书补注备旨上孟 [M]上海:上海共和书局藏版民国十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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